在给“极端现实主义”命名的时候，我想到两个问题：(一)这种写作方式是怎样被逼上文学舞台的？(二)这种写作方式获得成功需要什么条件？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读近年的小说时已感到文学的困境，甚至可称为绝境，就是两种最基本的写作路子，都已走到顶了：不仅走现实主义方法走到顶；前卫艺术的表演也走到顶了。走现实主义方法不灵，可是我们又不能回避生存的真实，和生存的困境，不能回避活生生严酷的现实，这该怎么办？当今一些聪明文学艺术家找到一条出路叫做“玩”，玩前卫、先锋艺术，玩纯形式，玩语言，玩智力游戏，把文学变成一种观念，一种程序。然而，到了世纪末，人们已逐渐看清这些游戏苍白的面孔。语言毕竟不是最后的家园，工具毕竟不是存在本身，文学艺术毕竟不是形式的傀儡，包装毕竟不是精神本体，后现代主义毕竟只有“主义”的空壳，并无创造实绩。总之，艺术革命走到尽头了，前卫游戏也玩到尽头了。高行健显然看清了形式革命的山穷水尽，因此他告别了“主义”，也告别了革命和艺术革命。他的“极端现实主义”，就是在上述两种思路“轰毁”之后选择的新路。他选对了。他勇敢、果断地走进现实，走进生命本体，并以高度的才华把自己拥抱的现实与生命本体转化为诗意的艺术形式。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在掩卷之后思考了好久，思考中又再阅读。我终于发现在这部作品背后作者对主人公对现实的冷静观察的眼光。高行健无论在戏剧创作还是小说创作，都有一种冷眼静观的态度。如果用和现实相等的眼光来看这种现实和人，那是很危险的：作品可能会变得非常平庸、乏味、俗气或情绪化，但是高行健没有落入这一陷阱。他进入现实又超越现实，他用一个对宇宙人已经彻悟，对往昔意识形态的阴影已经完全扫除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眼来观照一切，特别观照作品主人公。于是，这个主人公是完全逼真的，他是一个非常敏感、内心又极为丰富的人，但在那个恐怖的年代里，他却被迫也要当个白痴，一个把自己的心灵洗空、淘空而换取苟活的人。可是，他又不情愿如此，尤其不情愿停止思想。可是，他一面掩饰自己的目光，一面则通过自言自语来维持内心的平衡，小说抓住这种紧张的内心矛盾，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把人性的脆弱、挣扎、黑暗、悲哀表现得极精彩，这样，《一个人的圣经》不仅成为一部扎扎实实的历史见证，而且成为展示一个大的历史时代中人的普遍命运的大悲剧，悲怆的诗意就含蓄地对这种普遍的人性悲剧的叩问与大怜悯之中。高行健不简单，他走进了肮脏的现实，却自由地走了出来，并带出了一股新鲜感受，引发出一番新思想，创造出一种新境界。这才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

　　1996年，在我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主编的《文学中国》学术丛书中，高行健贡献了一部题为“没有主义”的近300页文论集子。从这部文论中可以看到，高行健是一个浑身颤动着自由脉搏、坚定地发着个人声音的作家，是一个完全走出各种阴影尤其是各种意识形态阴影(主义阴影)的大自由人，是一个把个人精神价值创造置于生命塔顶的文学艺术全才。没有主义并非没有思想与哲学态度。高行健恰恰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哲学头脑的人，而且，他的哲学带有一种彻底性。因为这种哲学不是来自书斋学院，而是来自他对一个苦难时代刻骨铭心的体验与感悟。因此，这种哲学完全属于他自己。在《一个人的圣经》中我们看到，他对各种面具都给予彻底摧毁，对各种幻想和偶像(包括乌托邦和革命)都一概告别，而且不去制造新的幻想与偶像。这部小说是一部逃亡书，是世纪末一个没有祖国没有主义没有任何伪装的世界游民痛苦而痛快的自由。它告诉人们一些故事，还告诉人们一种哲学：人要抓住生命的瞬间，尽兴活在当下，而别落进他造与自造的各种阴影、幻象、观念与噩梦中，逃离这一切，便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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