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总量看，中日韩是全球第三大经济力量（见表2）。2002年日、中、韩三国总人口为15亿，三国GDP分别居全球第二、第六和第十二位，据世界银行统计，三国GDP总量达57000亿美元，占全球的20%。2001年三国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为11.9%，服务进口占全球服务进口总额的12.4%。此外，中日韩是全球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中、日、韩储蓄率分别为42%、30%和34%，三国现有外汇储备合计约9000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和的40%，巨额外汇储备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本支持(由于亚洲本地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这些储备大部分流向欧美地区)。中日韩经济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高度依赖区外市场。2000年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中、日、韩出口总额的36%、46%和35%。虽然，三国相互间贸易比重已从1990年的11%上升至2001年的21%，但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东盟等区域贸易集团相比，中日韩区域内贸易均处于较低水平。

表2　　中日韩、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概况（%）

（待发）

注：NAFTA区域内投资的数字为1994年按流入量计算。

　　近年来，中日韩开始重视并积极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虽然三国分别在谋求同各自的贸易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不过，由于中日韩之间的制度性合作发展相对缓慢，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东亚区域内，还没有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协调和讨价还价力量。这种状况与中日韩在全球和区域中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也不利于三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如前所述，中日韩分别与东盟或其某个成员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关系，而三国之间不加强合作和协调，不仅每个国家自身获益有限，而且无法在东亚形成可以与EU、NAFTA相抗衡的区域经济组织。因此，未来10年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

　　三、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路径

　　（一）建立中日韩FTA符合三国的长远利益

　　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在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时所采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东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比较理想的模式是中日韩共同组成自由贸易区，这一长期目标已经得到三国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一是出于扩大区域内市场规模的需要。实行贸易自由化，消除三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无疑可以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规模，一个更大的、相对稳定的区域内市场对于三国经济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自90年代初以来，东亚各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明显上升，这其中固然有产业转移加速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增加的因素，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市场内部需求的扩大。目前，中国市场规模已居世界前列。2002年，中国消耗钢材相当于全球产量的1/4；消费水泥占全球产量的40％以上；高速公路居世界第二位；电话用户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上网人数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确立了在未来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努力使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中国工业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将继续扩大内部市场需求，为其贸易伙伴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如果同期中国的进口能与GDP同步增长，预计2020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中国不仅需要开发内部市场，也需要开拓外部市场。中国对北美和欧盟市场的出口

依赖程度过高，面临两大贸易集团继续扩张产生的贸易转移风险，需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关系，实现市场多元化。

　　实现中日韩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对日本、韩国来说更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无论内部需求增加还是出口扩大都会拉动日本和韩国的出口。

　　二是出于促进三国结构性调整和降低调整成本的需要。目前中国、日本、韩国的经济发展都面临包括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和企业制度等方面的结构调整问题。但是结构调整需要付出代价，在一国内部进行结构调整的成本往往很高，所以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如果在三国之间建立FTA，将促进贸易和相互投资的发展，促进产业的重新布局，经济效率的提高可能部分抵消结构调整的成本，进而推动三国国内的结构调整。

　　在三国之间按照比较优势配置资源，既可以是产业间的，也可以是产业内的。从产业间的分工来看，日本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和制造业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韩国则将介于两者之间。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会伴随区域内市场的扩大，以及来自内部和外部竞争的加剧，在三国之间重新整合、布局。从产业内的分工来看，在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和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内，三国间将会在产业链的不同生产环节和差异化的产品间开展分工合作。

　　三是出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需要。东北亚地区的长期和平和稳定是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然而，和平实现朝鲜半岛统一，合理解决中日、韩日之间的领土争端、化解三国之间的历史积怨，需要在三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依存的良好关系。当今世界许多地缘相邻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或多或少是出于地区安全的考虑。中日韩三国FTA的建立，可以形成稳定的、深层次的经济联系，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避免在东北亚地区发生政治或军事冲突。

　　四是出于增强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讨价还价能力的需要。欧盟、北美和东亚是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地区，既相互依存，也相互竞争。然而，由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加上东亚国家遭受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在多边贸易体系中三个地区之间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和北美的影响力迅速增强，而东亚国家由于出口过度依赖欧美市场，相互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立场，在多边贸易体系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在下降。通过中日韩三国建立FTA，进而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恢复全球地区间的力量平衡。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协调立场，是加强中日韩合作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10＋3、WTO等国际舞台上，中日韩可以积极寻求共同点，加强协调与配合。例如，中日韩在推动WTO制定更为严格的反倾销规则、防止这一手段被滥用的问题上就具有共同利益。

　　（二）完善三国间业已建立的政府间对话、协调机制

　　1999年11月，在第三次“10＋3”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首脑举行非正式早餐会，标志着三国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的建立，随后三国财政、环境、科技、经济部长会议机制也相继建立起来。概括起来，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如图3所示。

图3　　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

（待发）

　　进一步完善10＋3框架下的中日韩合作机制，是实现建立三国FTA长远目标的重要条件。目前，东北亚区域合作虽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看来，合作水平还不高，实质性的合作还比较少。这与现有合作机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有一定的关系。一是民间参与不够。10＋3框架下的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是由官方主导，企业界和学术界参与的程度不高，民间要求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二是虽然形成了多个领域的部长级会晤机制，但各领域合作之间缺乏协调，没有形成良性互动，造成整个合作机制的运转效率不高。因此，加强中日韩合作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10＋3框架下的三国合作机制（图4）。

图4　　改进后的中日韩合作机衉

（待发）

　　首先，可考虑在中韩之间建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将原有的三边磋商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一揽子合作机制，以便加强各领域合作之间的关联性，使整个合作机制更加有效。例如，将某一领域的合作议题提交给一个多部门高官联席会议来讨论，工作效率会明显提高。

　　其次，应充分联合官、产、学三方的力量，在更多层面上开展对话合作。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企业、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中日韩经济合作长期根植于民间交流，有良好的基础。应发挥民间交流的作用，采取官民并举的方式在更多层面上开展对话合作。例如，建立中日韩三边FTA要基于WTO的有关条款和充分利用10+3的框架，但在制度安排的方式、内容和时间表等方面，三国可能面临着多种选择。要提出可以为各方接受的长远方案，需要政治家的战略抉择和妥协让步，也需要企业家寻找共同利益的所在，更需要学者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超越眼前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大胆地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三）在三国之间就区域贸易自由化和产业分工的关系开展合作研究

　　区域贸易自由化会引导各成员国之间产业的重组，这不仅涉及国家之间的利益调整，而且关系每一个国家内产业部门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由于中日韩三国经济高度依赖制造业的发展和产品出口，而且三国产业既互补又竞争，建立中日韩ＦＴＡ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得到三国产业部门的广泛支持。三国贸易制度安排需要通过政府间谈判，但如果把产业部门利益协调的所有问题都留给政治家，谈判可能成为马拉松式的讨价还价。

　　在关于三国ＦＴＡ的谈判开始之前，由学者和产业界的代表就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三国产业分工和重组的一些敏感问题进行对话，可能对于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建设性的作用。由于企业家不仅关心贸易自由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而且更加关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他们可能愿意与其它两国的同行交换意见。这种交流如果由研究机构来组织，学者们的参与可以起润滑剂的作用或者开拓思路的作用，避免对话成为一种商业谈判。当然，这种对话并不需要在所有部门进行，而是选择那些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对三国十分重要而且十分敏感的产业部门，例如，钢铁、石油化工、农产品（蔬菜、肉类、水产品等）和电信部门。虽然由学者和产业界代表参加的对话不一定能够马上达成共识，但信息交流和建设性的方案无论对参与者还是三国政府都是非常有益的，至少可以让人们知道，在通往三国ＦＴＡ的道路上，还存在哪些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难易程度和可供选择的方案。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