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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社会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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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社会成因

作者：未知　　　文章出处：论文网　　　发布时间：2007-1-2

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社会成因

　　家族关系网。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家族势力一直是统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在近几年中，它又有死灰复燃的倾向。一般说来，凡是腐败泛滥、猖獗的单位，终会或多或少地、或隐或现地烙上家族关系网的痕迹。家族关系网在社会腐败的发展中有以下这些“功能”：一是它是腐败发展的“突破口”，许多大案要案往往都是从有权势领导人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夫人）开始的。譬如，有很多人说，被誉为“中国烟王”的褚时健的失败就是败在他的“娘家人”——“马家军”（其夫人马静芬、其小姨子马静芳和其小舅子马建华）姐弟身上的，他们太贪了，只要能来钱，不管是什么人（有些行贿者属于“下九流”、“低档次”的，褚时健根本看不上眼），但是他的老婆一律是“来者不拒”。二是出现了许多家族腐败集团和人们最为痛恨的“衙内现象”（如北京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首钢的周北方）。这些人仗着父辈的权势，仗着自己年轻、“懂的多、识得广”，因而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贪，心更黑，手更辣，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三是一旦形成这种带有浓厚宗法性的家族关系网，那么，再要对它进行监督，就会比登天还难。
　　权力关系网。谁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很有“权威性的监督部门”，根据记者的透露，有不少“揭露性的采访”，往往是前方采访的记者还没有回京，这些“被采访”的权力者通过权力关系网的运作，竟能使能“管”《焦点访谈》的权力部门来“问问情况”了……许多大案要案材料表明，变异了权力网是腐败的保护伞。越是大的腐败分子，在其相应的权力部门中都有它的“代言人”，使监督变得苍白无力。
　　人情关系网。过去，社会盛行的是“人治”，因而也就特别讲究“人情”。在某些人眼中，人情比原则、比政策、比法律还重要。如今，每当一个腐败案件发生以后，来自“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学、亲爱者”的人情就不得了，说情者不讲原则、不讲是非、不讲政治、不讲正气，不管他是不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是一个劲儿地写条子、打电话、通关节、走路子。由于此风的盛行，不仅造成一些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能被及时、完全揭露，或者揭露出的问题不能被及时、认真地查处，而且还助长了一些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使他们感到有靠山，使之更蔑视法纪，胆大妄为，顶风作案，从而诱发更多的腐败问题。总之，由于说情风的盛行，使“监督者”稍不留心，就掉进人情的泥坑中去。
　　金钱关系网。它是腐败势力形成腐败集团的“黏结剂”，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它可以在名正言顺的“利益共享”原则的幌子下，轰开“监督者”的灵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关系网；它是“黏结剂”，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人“黏”在一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腐败势力效劳；它又是“润滑剂”，可以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润和。
　　决不要低估这“四张关系网”的“功能”。它的“流行”，一方面使腐败分子的腐败欲望恶性膨胀起来，使腐败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增加了社会对腐败监督的难度。
　　总之，不良社会风气不除，“四张关系网”不破，对腐败的监督就难以实施！
　　　　五、监督难、难监督的和生就在于当今的腐败者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报复、镇压那些想对他们进行监督的“监督者”
　　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腐败者对“监督者”的打击报复现象非常严重，在一些地区甚至于可以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为何？
　　这是因为如今的权力腐败者都是一些绝顶聪明的人，尤其是善于“弄权”，会将打击报复的事做得很绝，做到“滴水不漏”，做到让那些“监督者”即便是受了打击报复之后也会感到“有苦说不出来”，做到无处伸冤，做到让上级即使是想干预也无法干预。
　　这是因为如今的权力腐败者已经大大地发展了“黑道意识”，他们会利用贪污腐败得来的不义之财，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收买、豢养一部分帮凶，形成一股看不见、摸不着但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得到的“恶势力”、“黑势力”。所以，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用不着权力腐败分子亲自动手，这股“恶势力”（“黑势力”）就将“监督者”处理掉了。
　　这是因为如今的权力腐败分子一般都有强大的“关系网”、“保护伞”，往往是“监督者”的监督行为刚刚发生，权力腐败者就已经掌握了监督者的动向，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去对付那些敢于监督的“监督者”，而且往往还很有效。
　　在腐败者肆虐的单位中，那些正直的、想起来监督的“监督者”总是处于“少数”，总是处于“劣势”的状态，他们所过的日子一般比较“艰难”。一些权力腐败分子变着法儿要将“知情者”变成“不知情者”，变着法儿使那些想监督的“监督者”在还未有效地监督之前，就将他们统统打下去。
　　　　最后的思考：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跟上
　　必须看到，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相比，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与整个社会改革的需要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很不相适应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11月9日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又深有体会地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不足：“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从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中清楚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一直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对腐败的监督难、难监督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老大难？也许前面说到的因素是产生上述问题的不可忽略的原因，但是，依笔者之愚见，比这些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一些落后的观念和做法不仅没有受到有力的批判，反而在改革的旗帜下借尸还魂。譬如，农村实行的“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获得成功，那是因为它适应了我国农村的小生产力的特点，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被它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将它无条件地“嫁接”到现代城市、现代企业的管理之中，变成了“承包万能论”的鼓吹者和推广者。因为“承包制”本是源于20世纪初期的“泰勒制”，它无法适应现代城市和现代企业的发展，因而必然产生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于是，在我们这个封建思想极其浓厚的国度里，一些单位领导的“家长制”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了，大大地强化了“老板意识”、“雇主意识”，大大地淡化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大地淡化了公仆意识，强化了个人行使权力的随意性、专权性，这也是当今腐败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因”。所以必须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以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企业的发展。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因而我们仍然继续延用维系旧的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观念去管理不完善的、处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我们的社会只是满足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度弊端的种种口头谴责，至于如何下大力去革除这些弊端，如何去建设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的制度，却做得很少。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因而我们的社会在如何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上所走的步伐就不够大、不够快。腐败，是权力者滥用权力、权力失去监督、监督失控的结果。那么，为何会失去监督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个习惯于集权的社会喜欢的、拿手的是“从上而下”的监督，对“由下而上”的社会监督（如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党外监督）则是“一百个不放心”，不仅不能放手监督，而且有意无意地设置某些看不见的障碍，因而使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党外监督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于是，“从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也就失去了有力的支持。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找出民主监督制度的新路子：即用法律的形式（而不是靠几个人的脑袋）去保障公民监督权利实施，将监督的权利真正地、放手地还给社会，还给人民，还给舆论。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对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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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不悔　腐败　监督难　难监督　社会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