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上，卷225，页4至5)同时，也扩大了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如云南的白药(三七)传入中原并得到了总结。
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族人民，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带进了云南边疆，并且在少数民族中得到广泛传播，这就大大提高了云南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凡是有水利的地方，水车，水碾，水磨等工具都普遍得到使用，“舂碓用泉，不劳人力”，这就大大地改变了云南历史上“二牛三夫”的落后耕作方法，如樊绰所描写的：“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一佃人秉耒。”(《蛮书校注》卷七)进入云南的军匠，就地铸造和内地规格相同的先进生产工具，内地农作物的优良品种也得到推广和发展。
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矿业也有了进步。大理西郊点苍山生产的玉石，作为各色各样工艺品行销全国各地。此外如矿产；虽在云南已早被采掘，但是，大规模的开采还是从明代开始。如铁，钢，银等开采的主要技术力量却是来自军匠。根据云南地方志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上的记载；两相比较，云南腹地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已基本上达到了全国的水平。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也有了进步。定期集市在各地普遍建立，“四方之货一入滇，虑无不售。”少数民族在坝子上的各种交易活动也更加频繁了。云南史上，向以“贝”为货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云南购物也以白银为主币了。如洪武十九年二月，命许英“赍白金二万二千五百两往乌撤等处市马。得马七百五十五匹。”(《洪武实录》卷177,页2下)“贝”终退居于次要地位了。货币的统一更加进一步紧固了云南和祖国内地经济联系的纽带。
但是，在这里必须指出，尽管明代云南商品经济已有了显著的发展，可是局限性还是非常大的。它不象沿海咆带，手工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云南，有明一代，自始至终，经济的发展，还未能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好更多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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